中国粉丝研究的核心概念与框架变迁

中文语境的粉丝研究对应着欧美Fan Studies。Fan为Fanatic（狂热者）的缩写，19世纪末开始用以描述体育运动的忠实观众或参与者，其复数形式为Fans；同源词Fandom可总称狂热者，亦可指狂热状态（Jenkins， 2013：12）。Fan/Fans/Fandom词组进入中国以来，历经“粉丝”、“迷群”、“饭圈”等翻译或演绎，并覆盖本土词汇“追星族”。这些中文词汇在日常生活及学术话语中交替出现，既指向同一类社会文化现象，又隐含特定意涵（Zheng， 2016）。就总体趋势而言，从“追星族”到“粉丝”，该群体由半地下亚文化社群走至社会舞台中央，成为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凭借其情感凝聚和动员能力而被逐渐视为具备政治潜能的社会组织，伴随而来的是愈发正向的道德评价。但转变接踵而至，就在“粉丝”融入社会主流的当下，狭义甚至贬义色彩的“饭圈”又成为新的舆论及学术热点
本文将学术概念演变视为中国粉丝研究近三十年发展之缩影，基本研究问题在于，从“粉丝”到“饭圈”的核心概念如何在粉丝研究领域得以建构和表述，体现出哪些主导性研究框架？新概念何以取代旧概念，学术框架变迁如何与社会关键节点相应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旨在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本土粉丝研究的探讨。一方面描摹近三十年中国粉丝研究的学术图景，综述核心概念变迁所对应的主导性学术框架演变，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概念是勾连理论与经验世界的桥梁，粉丝研究核心概念的泛化，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研究者对经验材料的有效识别，概念的澄清则意味着由“观察何处”向着“观察什么”的聚焦（Blumer， 1954）。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视野，关注学术话语与政治经济话语的互动，以折射出粉丝实践在宏观语境中的位置及关系变化。
# 一、建构主义视野的概念和框架
（一）粉丝研究的概念谜团 
Gray等以“三次浪潮”概述西方粉丝研究的二十年发展历程，粉丝先后被视为抵抗性受众、社会群体或情感个体，这为数字时代概念的持续泛化埋下隐患（Gray， Sandvoss & Harrington，2007）。随着==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成为主流范式（Jenkins， 2006：1），粉丝与粉丝文化便似乎无处不在。一方面人人皆知粉丝，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清晰界定愈发困难。典型疑惑诸如——
非正式粉丝（Casual Fan）与专注粉丝（Dedicated Fan）应当如何区分，把前者视为一般消费者而把后者视为生产型消费者吗（胡岑岑，2018）？
互联网文化中粉丝与大众究竟有何区别，粉丝能否继续担当媒介文化的先锋角色（Zwaan， Duits & Reijnders， 2014）？
在粉丝身份愈发模糊之际，粉丝研究为何依然重要（Sandvoss， Gray & Harrington， 2017）？
如果将“追星族”的广泛传播作为中国粉丝实践进入公众舆论与学术视野的开端，距今将近三十年。1992年香港“四大天王”助推追星风潮（陈霖，2012：182-185），1993年央视小品《追星族》引发热烈讨论，同年首现9篇相关研究文献。研究者借由“追星族”表达对通俗文化迅猛传播的忧心忡忡，“追星综合征”、“病理性准社会交往”的疾病隐喻表征着追星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危害性，进而呼吁社会、家庭与教育系统的干预救治（邵道生，1994；孙天威，杨志刚，2002；方建移，2009）。这种病理性话语一直延续至2005年“粉丝”和“迷群”概念逐渐推广，本土粉丝研究得以正式命名。
中国粉丝研究承接欧美理论资源并受到日本御宅文化、二次元文化影响，历经了独特的概念演绎之路。已有研究将“追星族”、“粉丝”到“饭圈”的称谓变化概述为日渐严密的组织性及“文化出圈”势头（胡岑岑，2020；曾一果，2020）。学者尝试以不同视角进行概念区分，孟威（2020）认为“饭圈”称谓增添了群体边界、区隔意涵；曾庆香（2020）将个体由路人变为粉丝再进入饭圈过程，表述为偶像认同、自我认同到群体认同的逐步实现，这也暗指通过身份认同辨析概念的操作方式。但疑惑依然存在，正如尹一伊（2020）所言，作为研究对象的粉丝似乎是“一团没有边界与主体的迷雾，时而属于公众的一部分，时而又成为批判的他者”。核心概念的捉摸不定令学者疑惑，多年来粉丝形象在“易受操纵的乌合之众”与“能动的受众”之间游移，也催生出粉丝研究的反本质主义诉求（蔡骐，2011）。
（二）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与框架分析路径 
概念是解释的工具，它来源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诞生于关系并浸透着价值（肯尼思·格根，2019：31）。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路径有助于剖析概念的冲突与流变，因为概念界定常与阐释主体、场景和框架密不可分。学术研究在一系列冲突概念之间的抉择，本身就是研究框架选择。学者曾考察美国传播效果研究领域色情（Pornography）、淫秽（Obscenity）与情色（Erotica）的概念交锋，概念框定了价值立场与策略诉求，并衍生相关研究的保守道德主义、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三足鼎立（Linz & Malamuth， 2009：2-8）。概念流变通常还建构着学术框架转型，譬如刘海龙（2013）、徐桂权（2016）、何威（2018）分别围绕宣传、受众、御宅概念所描摹的中国语境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知识演进。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诠释包裹方法与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围绕着粉丝研究核心概念进行学术话语的框架分析。首先基于中国知网（CNKI）检索数据，采用CiteSpace 5.8软件绘制共词分析图谱，直观展现中国粉丝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和热门领域话题。共词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对主题词两两共同出现在同一文献的次数进行统计和词汇聚类，以反映主题词之间亲疏关系、研究热点以及子领域结构（冯璐，冷伏海，2006）。然后在可视化图谱基础上，通过文献细读提炼出粉丝研究主导话语框架，并进一步探讨学术话语与政治经济话语的多元互动。
甘姆森（Gamson）将诠释包裹分为表意层面的“框架装置”和逻辑层面的“论证装置”，前者由隐喻（Metaphors）、案例（Exemplars）、标语（Catchphrases）、描述（Depictions）等构成，后者包括归因（Roots）、后果（Consequences）、原则诉求（Appeals to principle）等（Gamson， Modigliani， 1989）。虽然诠释包裹针对的是新闻文本的社会建构，但其核心关注点实为不同社会行动者围绕着同一社会议题的话语竞争或结盟，学术文本亦属于上述话语实践。诠释包裹通常表现为量化内容分析（如词汇频次）与质化文本解读（如框架提炼）的结合，其“主客观交融”立场独具洞见（刘琼，2015）。该方法曾帮助学者进行老年群体ICT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提炼及逻辑误区推导（方惠，曹璞，2020），也有助于我们在综观数十年粉丝研究文献之时尽量保留文本丰裕内涵。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选择采用此种建构主义话语分析方法。
# 二、资料来源与文献计量可视化
2021年8月10日以主题词“粉丝”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筛除无关主题（如食品范畴）后获得学术期刊论文5674篇、学位论文3954篇。以主题词“迷群”或“迷文化”检索，筛除无关主题后得到学术期刊论文122篇、学位论文173篇。以主题词“饭圈”检索，筛除无关主题后获得学术期刊论文163篇、学位论文46篇。基于上述数据采用CiteSpace软件统计获得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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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同一聚类中值最大者成为该聚类标签，获得图1、图2和图3。聚类序号越小，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节点位置表示该关键词聚类出现年份及其时间变化。“粉丝”文献因数据庞大而截取#0至#19聚类，其余文献截取#0至#9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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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粉丝”：文化与经济的双框架竞合
下文继续采用文献阅读结合社会语境考察，以提炼粉丝研究诠释包裹的框架装置与论证装置，并探究学术研究与社会关键节点之互动。框架装置的关键要素为==隐喻和案例==，论证装置则体现为==归因、后果到原则诉求==的逻辑链条。
（一）“造星族”、“小粉红”：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祛魅
2005年《超级女声》选秀期间，电视、网络和短信的跨媒体联动激发大众投票热情，人们汇集成“玉米”、“凉粉”、“盒饭”等团体，竭尽亲友、熟人、路人的强弱关系投入平民偶像塑造。这股潮流为当代人文社科学者带来震撼，参与投票、拉票的主体不仅仅是未成年人，一大批身心成熟人士也乐在其中，这就溢出病态化追星的既有阐释逻辑。如果不再把追星看做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误入歧途，又该如何解读这种全民狂欢？
当新兴现象与旧有理论架构发生断裂，学者们求助于欧美粉丝研究资源并引入“迷群”和“粉丝”概念。
表1和图1显示，本土迷群研究聚焦==认同==（#0身份认同、#4自我认同等关键词聚类）、==亚文化==（#2迷文化、#3粉丝文化、#6青年亚文化、#7迷影文化、#9亚文化等关键词聚类）与==新媒介==（网络社区、网络迷群、新媒体、字幕组、弹幕、新媒介等高频关键词），强调迷群媒介实践的==身份认同与亚文化==意义。
表1和图2显示，粉丝研究分化为粉丝文化（#7粉丝文化、#8互动、#10互动仪式链、#14网络文学、#17身份认同、#19自我认同等关键词聚类）与粉丝经济（#3粉丝经济、#6微博营销、#12网红经济等关键词聚类）研究向度，以及新媒介平台（#0微博、#11微信、#15新媒体、#18政务微博等关键词聚类）这一核心对象。
粉丝研究不仅在文献数量上远胜迷群，还囊括了后者核心意涵，因此本文将迷群归入粉丝概念进行统一分析。
2005年之后粉丝研究领域可被表述为==文化政治行动框架与平台经济框架==的双框架竞合，有关粉丝的学术话语成为==文化与经济力量协商、争斗的交汇点==。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覆盖迷群概念，并从文化认同向集体行动延展。
## 框架装置：
该框架以费斯克（John Fiske）的==影子文化经济==（Shadow Cultural Economy）、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和粉丝行动主义==（Fan Activism）作为理论支撑，关注粉丝文化资本及其文化政治实践（Fiske， 1992；Jenkins， 2015；Hills， 2002：20-30）。
典型案例《超级女声》、“帝吧出征”，分别对应着“造星族”和“小粉红”的核心隐喻。
“造星族”隐喻将选秀节目描述为==大众文化颠覆精英文化的草根造星运动==，措辞间激荡着关于民主进程和选举程序的诸多想象（孙玮，洪兵，杨击，2005；孙玮，2006）。“喜欢她，就留下她”、“喜欢她，就说出口”标语，强调的是粉丝通过文化政治行动掌握偶像命运以及“民主”、“公平”的赋权标签（郑欣，2008：93-97）。
十年之后，“帝吧出征”凭借其情感游戏和戏谑风格引发热议（王喆，2016；郭小安，杨绍婷，2016）。那些“非暴力”女性粉丝参与者被冠以“小粉红”隐喻，“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标语象征着==偶像之爱与国家之爱==的合流（刘海龙，2017）。
## 论证装置：
《超级女声》所打造的新旧媒体交织的大众投票机制，被表述为粉丝获取话语权和文化资本的关键（蔡骐，2009）。
而在“帝吧出征”中，研究者还意识到粉丝主体与商业资本、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框架归因逻辑由媒介技术层面向外拓展。
政治经济因素被纳入论证装置，意味着有关粉丝行动后果再检视。先是“民主”与“公平”标签褪色。粉丝行动的群体戏谑、符号狂欢和集体英雄主义式自我展演本质显现，诸如“虚幻的娱乐民主化”、“娱乐政治化与政治娱乐化”批判应运而生，“超女式”民主论战以“是民粹而非民主”盖棺定论（杨国斌，2016；汤景泰，2016；王菲，2007）。
新的归因要素也激发出具有中国历史维度的粉丝媒介实践与民族主义的互构研究。一方面民族主义话语借由粉丝实践达成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令得诸多异质群体跨越审美惯习、行为差异和既有龃龉而凝结成声势浩大的共意行动，另一方面粉丝的情感化游戏又对==“敌意、霸权和父权”谩骂式常规网络民族主义==进行着柔化改造（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李红梅，2016；王喆，2016）。
对经典理论的祛魅成为学术话语原则诉求，西方粉丝理论需要在中国语境被审视、被修正，才能找到与本土社会文化相匹配的适当位置。而无论是褒是贬，文化精英如火如荼的讨论还体现着另一个共同诉求，即==粉丝已从边缘走向中心==，学术、大众和官方话语都需要正视其文化政治参与能量。
（二）平台经济框架的话语主导
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本为一体两面，本土粉丝经济研究在概念引入初期便占有一席之地。
表1与图2显示，随着全球平台经济模式升级，自2010年微博、微博营销、营销策略、社交网络等高频关键词首现，数字平台便迅速扩张为粉丝研究最大规模关键词聚类组群（包括#0微博、#6微博营销、#11微信、#16传播策略、#18政务微博），平台经济框架跃居粉丝经济乃至粉丝研究领域的首要框架，话语主导地位极为显著。
数字产业通用的“平台”隐喻，突显的是中立与结构属性，并潜藏凭借用户生产内容、社交算法、社群传播等手段追求社会关系的数据化和商品化本质（Gillespie， 2010；De Kloet et al.， 2019）。
譬如微博平台多年来通过各式榜单和排名系统，将普通用户活动量化为可视化、竞争性数据，试图培育看重“数据贡献”（Data Contribution）的粉丝社群（Yin， 2020）。
粉丝的创造性实践成为平台资本商业拓展的一大助力，并被精心编织进入平台经济模式。所谓粉丝就不再局限于大众文化积极受众，更延伸至产品的忠诚消费者和社交媒体活跃用户，即每一个媒介参与者都被视为潜在粉丝（Jenkins， 2007；杨玲，2015）。
“果粉”、“米粉”指苹果、小米品牌忠实用户，而“微博粉丝”、“微信粉丝”则成为平台账号订阅者的代称。
## 框架装置：
平台经济框架以“商业价值核心”隐喻粉丝，==衡量商业成败的重要标准是粉丝社群规模及其稳固度，而微博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则是营销利器==（金永生，王睿，陈祥兵，2011；宋凯，2019）。
平台账号运营继而成为热门案例，这些研究将准社会互动纳入营销策略探索，或结合用户忠诚度理论尝试建构出平台账号获取、维系粉丝社群的运营模型（李巧群，2015；陈馥怡，孙永强，王博雅，2014；白建磊，张梦霞，2015；杨学成，兰冰，孙飞，2015；黄京华，金悦，张晶，2016）。
品牌粉丝亦作为典型案例引发关注，学者将其视为品牌方、大众媒体和网络平台所联手打造的文化商业化运营的成功标志，“用户全面参与”标语一再出现（董洁林，陈娟，2015；金韶，倪宁，2016；张燚，李冰鑫，刘进平，2017）。
# 论证装置：
立足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该框架将粉丝商业价值归因到全球数字产业的整合。粉丝社群因而成为具备声誉、信任和影响力的无形商品，或连接偶像、粉丝、消费者及商家的中介（蔡骐，2015）。
学术话语的原则诉求，便是指导商业主体利用平台媒体汇集粉丝情感和社群价值以最大化盈利（杨玲，2011）。
文化研究学者对平台经济框架表达不满，如坚称粉丝经济研究不能忽视社群内部的==礼物经济==，或点明粉丝被市场逻辑收编的命运（杨玲，2015；蔡骐，2008）。然而文化研究学者的反击几近隔靴搔痒，始终不及政治经济学视野的==粉丝劳动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出粉丝劳动来源于文化工业对虚假认同的“共识制造”，粉丝劳动的本质在于==资本所创造的可供攫取的价值==，这就揭穿了平台经济框架所谓“用户全面参与”宣传标语的剥削逻辑（杨嫚，2012；庄曦，董珊，2019；杨馨，2020）。
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的框架竞合，一方面表明粉丝研究从纯粹的文化维度走向产业经济维度，不再局限于文化精英喃喃自语。学科拓展标志着议题重要性跃升，粉丝研究领域得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框架竞合最终呈现平台经济框架的话语压制，文化研究向度为何如此绵软无力，亦成为有待文化研究学者自省的议题。首先必须承认经济因素对知识的强势建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已超过36%、对GDP贡献率达67.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在平台资本的着意引导之下，粉丝经济及其隐含的流量逻辑早已成为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自然吸引到经济学与管理学视野的诸多探讨。然而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积贫积弱，也可能与西方粉丝研究的路径依赖相关。日常生活情境之中的粉丝实践，是否如文化研究者所描摹的具有超越结构性限制的潜能，后文将继续展开探讨。
# 四、“饭圈”：社会治理框架的崛起
《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偶像养成节目推动“饭圈”一词进入学术话语。彭兰（2020：119）将其定义为“某个（或某几个）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体圈子”，圈层内部的权力整合及圈层外部的界线冲突是概念内核。从“粉丝”到“饭圈”的概念转变，强调的是粉丝从相对松散的趣缘群体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媒介社群，也表征着经由平台媒体汇集、激荡并向外辐射所形成的具备舆论搅动、社会动员乃至文化对抗的粉丝集体能量。

图3显示“饭圈”学术话语对既有框架的继承与突破。
其一，#0饭圈文化、#1粉丝文化、#2亚文化、#3身份认同等关键词聚类，体现出前述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媒介赋权、文化认同视角的延续。
其二，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等高频关键词以及#4粉丝群体（包括网络社会治理、社会视角、失范等关键词）、#5偶像养成（包括饭圈出征、“饭圈”乱象等关键词）、#6群体极化（包括舆情、信息茧房等关键词）则表征着社会治理维度的探索。初时学者们为“饭圈女孩”爱国热情以及饭圈自组织的高效运转而齐声叫好，不久“饭圈乱象”隐喻渐起，饭圈公众形象自2020年以来急剧恶化并被重新界定为社会症候（晏青，侯涵博，2021）。
短短数年之间“饭圈”研究从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迅速走向社会治理框架，学术话语流变既映射粉丝群体实践既有变迁，也进一步建构着公众舆论与政策管控的社会现实。
（一）“饭圈女孩”：粉丝行动主义魅影再现
## 框架装置：
2019年“饭圈女孩出征香港废青”、2020年“饭圈女孩驰援武汉”公益行动，被作为“帝吧出征”之后粉丝借由爱国主义话语争取正当性的典型案例。
“饭圈女孩”隐喻既继承了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对粉丝政治潜能的推崇，女性主体反污名化斗争的内视角叙事又向这一框架注入女性主义内涵（崔凯，2020；周琼，曾样样，2021；胡玉宁，徐川，2020）。
饭圈集体行动表明青年粉丝可以不依靠外部指令，而自发建构起结构清晰、部门齐全、分工明确的自组织社区，甚至可以提供“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样板”（马志浩，林仲轩，2018；吕鹏，张原，2019），粉丝行动主义魅影由此再现。
## 论证装置：
粉丝行动主义再焕生机，可归因到饭圈实践进入社会舞台中央而持续遭遇结构性力量的收编。
其一，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以爱国情感进行策略性召唤，恰与饭圈成员争取身份正当性的渴求不谋而合（袁文丽，王浩，2020）。
其二，资本驱动粉丝在数字平台结成可供动员的社群，并以流量思维引导“出圈”行动（曾一果，2020）。而互联网草根女权思潮也助力饭圈集体行动在性别政治领域收获赞誉（杨玲，2020）。对行动后果的表述多遵循上述思路，如强调饭圈实践对于青少年政治参与或女性表达的促进作用，以及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缝合。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由此提出核心诉求，即探索饭圈青年作为“正能量”参与社会文化政治的路径可能（袁文丽，王浩，2020）。
此论证装置的吊诡之处，在于剖析粉丝行动驱动因素时频繁提及的资本与流量引导，在总结行动后果时却悄然隐身。
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对资本力量略过不提，有意无意间与平台经济框架划定楚河汉界，回避学术话语之间的有效互动甚至将资本运作视为不可知的黑箱处理，根源或许依然在于粉丝文化路径传统对结构性束缚的乐观情绪以及相关分析手段的匮乏。
然而现实情境打破了延绵多年的粉丝行动主义魅影，当下粉丝实践陷入资本操控不可自拔，文化政治行动框架的阐释力也遭受挑战。
（二）整治“饭圈乱象”背后的国家管控 
饭圈称谓的流行，在指向粉丝政治潜能之外，更作为粉丝群体极化乃至网络暴力的话语表征，对应着这一群体的行动模式改变与社会声誉恶化。
前“饭圈”时代的粉丝实践常常自我设限在消费与日常生活边缘地带（朱丽丽，2016），或隐匿于公众视野之外，或不构成对主流文化的威胁。
而到了“饭圈”时代，群体之间的针锋相对经常演化为“非我圈类，虽远必诛”的出圈暴力，这意味着其暴戾属性与不良行为频繁展演于公共空间，饭圈概念由此附加上一系列负面道德评判。
撕黑无休、氪金无度、举报无边的“饭圈乱象”，步步击碎文化研究学者的逻辑预设，而国家对于饭圈所潜藏的文化割裂力量也日益警惕（栾轶玫，2020）。
公众不满情绪高涨，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开介入已是人心所向。
自2016年《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到2019年规范网络视听节目综合评价工作，对视听节目的监管日益聚焦在娱乐产业一味追求流量、激化社会矛盾和网络戾气等问题现象。
2021年6月中央网信办（2021a）“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五类“饭圈乱象”为整治对象并督促网站平台履行主体责任。两个月之后，中央网信办（2021b）进一步明确平台作为饭圈治理责任主体的整改方向，包括取消明星榜单、优化排行规则、严禁呈现互撕信息等，“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粉丝经济与平台资本的相互缠绕，意味着“饭圈乱象”整治成为国家针对平台资本的反垄断规制措施，深刻嵌入国家的互联网治理与政治经济权力重申的宏大版图，并折射出“资本逻辑”与国家的“共益逻辑”之间的矛盾（方兴东，钟祥铭，2021；王维佳，周弘，2021；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管制政策相继出台并赢得交口称赞，学术话语的社会治理框架亦迅速崛起。
## 框架装置：
该框架以“饭圈乱象”为隐喻，体现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相互建构，“AO3风波”成为典型案例（季为民，2021；庞海音，万成云，2020）。
如果说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发掘出饭圈集体行动潜能，那么社会治理框架则觉察到这一青年自组织既可能发挥正面推动力，更有可能成为“触犯社会规范和虚拟空间规则的越轨者”（田丰，2020）。
当前流行的“做数据”实践，实为饭圈成员将自己编入宏大数字网络的新型异化模式（Zhang & Negus， 2020）。
## 论证装置：
“饭圈乱象”在自组织内部被归因为圈层化或群体极化（彭兰，2019；袁志香，2020）。
在自组织之外，学术话语破除了文化政治行动框架对资本力量的回避，或平台经济框架对盈利的追求，将资本操控和“流量至上”的产业链斥为饭圈危机之根本（张世超，胡岑岑，2021），平台技术逻辑亦被纳入行动者网络分析（马中红，胡良益，2021）。
其不良后果是威胁到“网络舆论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学术前沿编者，2020），也有害于个体“认知、行为、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季为民，2021）。
原则诉求呼之欲出，即“引导饭圈能量投射到推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助推粉丝进行主流观念接合和行为养成”（学术前沿编者，2020；晏青，侯涵博，2021）。
平台资本、偶像明星、粉丝群体等不同主体被赋予各自的责任与义务，政府监管部门作为首要行动者更面临繁杂的行动指导。
至此饭圈研究的社会治理框架与智库报告功能重叠，有关饭圈实践的阐释最终指向一系列治理饭圈的策略建议。
# 五、思考与讨论：粉丝研究的转型之路
正如前文所述，从“追星族”、“粉丝”（“迷群”）到“饭圈”的概念转变，既表征着娱乐产业和平台资本汇聚、征用粉丝力量的能力升级，也是粉丝群体极化、文化割裂力量的话语体现。
这种概念话语演变既反映粉丝行动模式与社群属性的现实变迁，又进一步建构出关于粉丝的公众认知与政策诉求。
概念转变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粉丝争取舆论认同所绕不开的阻碍，也显著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框架选择。
《超级女声》曾令知识分子对粉丝政治潜能心生向往，西方粉丝研究代表学者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粉丝行动主义理念适时指向了文化政治阐释路径。
自“粉丝”和“迷群”概念引入中国以来，文化政治行动框架便成为本土粉丝研究的先在路线，学者们惯于将粉丝诠释为创造性社会文化主体。
然而“帝吧出征”、“AO3风波”等后续事件一方面揭露粉丝集体行动的符号狂欢甚至暴戾本质，另一方面粉丝社群在平台资本运作之下变身品牌粉丝、数据粉丝亦步亦趋，也打破了关于粉丝先锋属性的幻想，本土粉丝研究面临着一系列质询。
其一，我国粉丝研究启蒙于欧美粉丝研究理论，历经对粉丝文化政治行动的赋魅与祛魅，直至功能主义和保守取向的平台经济框架、社会治理框架大获全胜，应如何解释上述框架变迁？
其二，十余年前本土研究为粉丝摘去“乌合之众”标签，“饭圈乱象”隐喻却成为“乌合之众”的另一套说辞，粉丝研究为何一直在污名与反污名之间循环？
其三，粉丝的大众文化挪用与社群集体行动，在与商业资本、数字媒介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时，究竟在多大意义上构成自主创造？
这些质询共同指向下一步追问，即欧美粉丝研究主流范式在当前语境是否依然具有阐释力？
传承自文化研究路径的本土粉丝研究抓住了什么，又遗落了什么？
霍尔（Stuart Hall）曾论述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过渡，指出两者的分歧与共通构成文化研究核心议题。
文化主义强调人们生活方式、实践经验的独特性与历史创造性，结构主义更看重决定性条件及整体属性（Hall， 198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受众研究却促成上述过渡的再次反转。如果说经典文化研究常围绕着权力争斗而展开，对西方粉丝研究影响颇深的新受众研究则聚焦日常生活情境的流行文化接收和理解，更倾向于模糊处理结构性因素、意识形态或媒介影响力，这也被批判为由“大政治”（Macro Politics）向日常生活“小政治”（Micro Politics）的弱化（Corner， 1991；曹书乐，何威，2013）。
再者从费斯克到詹金斯的西方粉丝研究主脉，轻易把流行文化实践等同日常生活，又被认为是对日常生活实践立场的暧昧引申（Silverstone， 2003：162-165），西方粉丝研究由此向“小政治”一端走得更远。
本土粉丝研究的文化政治行动框架节节败退，逐渐被粉丝经济话语、社会治理话语压制，印证了费斯克、詹金斯以降西方粉丝研究忽视政治经济结构性力量，放弃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等文化研究经典视角的固有缺陷。
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之所以呈现出既定面貌，粉丝的参与式创造与亚文化认同固然重要，缠绕在粉丝实践之上的平台资本力量、主流意识形态与行政管理力量更不容小觑，必须把粉丝实践放置于广阔复杂的政治经济脉络展开探讨，而非仅仅关注“为何成为粉丝”与“如何成为粉丝”等细微议题。
饭圈并非独立自主场域，对粉丝社群权力架构与动力机制的研讨，也需要引入系统性视角。
回溯早年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论争，粉丝文化研究日渐抛弃整体思维而聚焦游击抵抗的路径选择令人遗憾，未来粉丝研究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重新敞开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我们还应意识到，中国粉丝研究的既有转型与发展趋势不仅源自学术社群的自省与调适，更与国家权力对学术、经济和文化场域的把控意图密切相关。
粉丝研究框架从平台经济到社会治理的挪移，尤为显示出国家力量与平台经济力量之间规制与扩张的双向运动（王维佳，周弘，2021）。
所谓“饭圈乱象”实则剑指平台资本垄断，反映出大型平台对社会文化治理的“侵入”已触及国家权力的容忍底线，作为文化安全和青少年发展议题的饭圈治理继而构成国家平台治理的重要举措。
这也意味着，政治与经济因素的角力将继续建构起未来粉丝研究无法忽视的宏观视角。
本文所呈现的中国粉丝研究的概念及框架变迁，既可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多年发展之回顾，亦刻画了一个本土化案例以展示多元力量如何与特定环境的学术传统相交互，并形塑学术话语的当前状态与未来路径。
从知识社会学出发，不同学术话语框架背后的行动者主体，亦是考察粉丝理论旅行及本土化实践的重要视角，主体行动势必受到学科建制、社群规范以及学术场域之外更多因素的作用（李红涛，黄顺铭，2020）。
从话语框架移向学术主体，探究本土学者的想象与实践，进而描摹中国粉丝研究相对于时代社会语境的位置和关系，无疑将拓展知识社会学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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