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那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什么关系？乡村振兴，农民还需要进城吗？新型城镇化怎么推动下去呢？
如果深入了解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了解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就可以知道，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们要知道，城镇化是农民进城并且实现安居乐业的过程。
# 农村人口减少会减轻国家支持乡村振兴的压力
我国城镇化的判断标准，就是城镇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提高到现在的60%以上，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就业了接近3亿人口。
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土地上转移出来，进入各类城镇打工就业，甚至定居，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增加了农村的人均占有资源。
例如30年前，我国农村人均耕地不到2亩，由于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目前按农村常住人口计算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3.6亩，户均约10亩地。虽然人均占有的农业资源仍然很少，但至少在增加的土地上，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经营收入。
## 二是农村人口的减少，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要素的投入和适度规模经营。
现在我国农村户均耕地10亩左右，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未来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种植，那么我国的户均耕地规模至少要提高到现有水平的两倍以上，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小型农业机械的作用。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 三是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和进城打工，使得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41%来源于非农就业，而来自于农业经营的收入仅占36%。随着我国各类城镇的发展，城镇吸纳非农就业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会越来越高。
## 四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可提供的建设用地资源会越来越多。
我国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有2.8亿，因农业人口转移，将会导致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闲置出来。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为19万平方公里。随着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减少，未来这些闲置的土地资源可以通过城镇化或非农化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的资源基础。
## 五是农村人口减少，城镇人口增加，会加大对农产品商品化的需求，并且城市居民多元化的需求会刺激农业调整经营结构。
当农产品商品化占比越来越高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产品质量，引导农民针对城市需求调整农产品结构，进而增加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都市圈农业的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 六是农村人口减少会大大减轻国家支持乡村振兴的压力。
虽然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已经占21%，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仍然过多，农村户籍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达56%，而农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40%。前者涉及8亿多人，后者涉及5亿多人，所以仅仅用60%的城镇常住人口和44%的城镇户籍人口创造的财富，来补贴支持与城镇常住人口相当的农村户籍人口，涉及补贴支付数额庞大，显然不可持续。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甚至达到80%或更多，才可以实现对农业和农村的全面支持。
显然，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和农村，才有可能“以多补少”地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和工业服务业反哺农业==。
# 就地非农化也是乡村振兴路径选择之一
虽然我们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要加快农业人口向各类城镇转移，但是针对乡村振兴和发展，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路径选择：就是通过就地非农化来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的转移过程。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在工业经济总量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沿海发达地区曾经占据“七分天下”。
即使是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布局，仍然没有脱离当年的发展轨迹。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布局，仍然以原来的乡镇和村庄为依托，甚至在当地财政税收和GDP增长中，乡镇经济仍占有半壁江山。
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园区成本的不断攀升，房地产开发受到严格的政策调控，地方债务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急需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低成本的发展空间。这等于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
毕竟中央在乡村振兴的支持政策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可选择的途径，一方面是纳入城镇化的轨道，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尊重规划和环保要求的大前提下，也可以充分利用乡村集体土地资源的空间格局，复制当年乡镇企业模式，允许集体土地自行与企业谈判，以小面积、低成本的土地来招商引资，并以长期合作的方式，让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向范围更大、成本更低的农村靠拢。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集体小园区的模式，把一部分中小规模企业配置在农村。这样既可以带动农民的就地非农就业，也可以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集体经济的积累和财富的增长，还可以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
其实，这也是一种城镇化道路的实践过程。当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城镇发展，都是建立在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小镇现在大多已经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了。
未来，我国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和有利的区位条件，吸引产业进入，带动非农就业，同时也会推动农村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
总的来说，促进乡村振兴，在采取支持农村发展政策的同时，首先要落实好新型城镇化的各项政策。
例如，如何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已经进城就业多年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在城市扎下根。
如何落实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让农村和农民更好地分享城镇化的收益和成果；更好发挥小城市低成本的优势，吸引更多的产业进入，并发挥返乡创业农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新思路，可以考虑城镇化和非农化的战略空间选择。
而非农化，则是通过集体土地承接非农产业，带动农村非农就业，为未来城镇化的多元化途径提供重要的机会。
只有农村人口减少了，才能更好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都提出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今年是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启动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及特色化发展，将全面助推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核心，强调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不再是过去重建设、重扩张的城镇化；党的十九大以来，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治理改革过程的互动关系，为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对于优化我国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重点支持包括新型城镇化在内的“两新一重”建设。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均提出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
从城镇化再到新型城镇化，“新”的背后折射的是城镇化内涵的重要变迁：第一，体现了从扩大投资到扩大内需的新定位；第二，体现了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新主体；第三，体现了从单向发展到城乡互动的新关系；第四，体现了从经济发展到富裕农民的新目的。一言蔽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城市化。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斐然。自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来，目前全国已组织开展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我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得到了积极探索。“十三五”时期，我国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超过2100万套；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实现增产；乡村建设稳步展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在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出台一批新举措，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不可分的整体。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第一，通过持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质量导向，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第二，通过将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第三，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第四，通过建立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和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 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议
尽管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要看到面临的不足。
首先，受限于户籍制度，广大农民消费潜力未被充分释放且工资性收入得不到稳定保障。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
一方面，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享受不到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于有后顾之忧，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大打折扣。有研究表明，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籍居民，即使在工资收入没有提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依然能得到大幅提升。如果能填补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相差的16个百分点缺口，那么农民消费潜力将得到有效释放，内需的有效扩大则有利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的不一致，一旦面临外部冲击，农民收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新冠疫情对农民工收入的负向冲击就是典型案例。
其次，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回答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入，扎堆涌向大城市，一旦超出大城市吸纳能力则不可避免会产生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如果放任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不进行有效的城市规划，最终只能使得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小，居民获得感降低。
因此，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坚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具体来看，要做到：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来加快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通过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来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通过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来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我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社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要想答好这道题，唯有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真正突破“最后一公里”。
#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的共生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战略，主要是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前提，解决困扰我国已久的“三农”问题。与2014年推进的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进程遥相辉映，相辅相成，互利共生。
从发展方向和结构上看来，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与以和谐发展、城乡统筹为目的的新型城镇化推进看起来大相径庭、各行其道，但在其发展的内部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一言以蔽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从发展方向和具体要求上来说更像一次资源的动态再配置过程，就如1978年的“大包干”拉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大幕一样，新型城镇化的推广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也将带来多个自由要素的流动。
# 人才的流动
无论是城镇化的产业互动提升，还是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的发展都不离开人才的构建，而人才资源的再分配会构成两者发展的基础，也构成了两者发展的下线。城镇中具备文化水平、生产技术的人才回流乡村无疑将大大加快乡村现代化的进程。而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将再一次解放乡村劳动力，使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城镇的产业升级提供原始动力。
# 土地的动态配置
土地的归属，一直是中国人的命根问题，随着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势必将带来由于人口迁移而引起的土地再分配过程。新型的土地再分配过程将摆脱以往的以供给为主体，转而发展为以需求为主体，新型乡村与城镇将各取所需，以市场发展为基础，共同致富为前提，实现一个互利共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
# 资金的流动
资金的流动方面不仅仅是指财政资金，还有信贷资金。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也带着良性竞争。城镇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提升产业和扩大城市容量，而现代化农村、农业的建设也需要巨大的资金作为支撑，且农业的振兴只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农副产品等第二产业的全方位的振兴，这也需要资本来解决。城镇与乡村的资本竞争是市场化的必经之路，会使资本流向更健康的渠道，而两者中一方的发展又会给另一方提供发展的生产资料。
自由要素的灵活流动将加快乡村与城镇的统筹发展，这将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次伟大实验。用“看得见的手”扶持乡村的第一产业走向现代化，为城镇提高所需的粮食和农副产品，而城镇所提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科学技术及一流的管理模式，又能极大提高乡村劳动生产率水平，使乡村劳动力再次解放，从而为城镇产业升级提供动力。而第一产业在逐渐成熟、具备竞争力后又参与市场竞争，受“看不见的手”调节，实现第一产业真正市场化，乡村与城镇间的动态平衡。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非各行其道，而是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只有统筹发展，才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