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2022年说话就过去了，有人说，这一年的寒冬格外的凛冽，在封控中等待出门，在解封中闭门家中，生物科技的高下决定这场疫情的始终。喧嚣三年的贸易战最终落脚在科技战，“硬科技”成为年度热门词。可见，无论疫情，还是国内经济，都绕不开“科技”二字。
科技，是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两个不同意思的词的组合。“科学”是舶来品，传到中国已是很晚。谁率先使用了“科学”一词，学界先后提出多种看法，有人认为是康有为，有人认为是梁启超，有人认为是严复。无论是谁，都是==19世纪的事儿==了。
王国维1899年在为《东洋史要》中译本作“序”时说过：“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这是目前可见的文献中，明确记载“科学”一词的出处，而且提出“科学是系统性知识”的观点。
因为科学的“迟到”，以及悠久汉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人观念中的“科学”认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有诸多误解，总结起来有三：“科”“技”不分；“科学”与“宗教”对立；“科学方法论”用于社会治理。
# 误解一：“科”“技”不分
“科学”二字，中文里特别容易读成“科技”。“科技”二字深究起来，更多的是指“技术”，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这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就仿佛把道与术混为一谈。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彼此难解难分。中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如前所述，是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的，而此时，西方科学已开始进入了技术化、分科化、职业化、力量化的新阶段。这个特殊的时机引进，难免就让我们把“科学”当成“科技”。
简单说，科学是思维方式；技术是应用发明。 “科学”通常表现为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型，例如牛顿三大定律，乍一看，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性；“技术”则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实际应用，如中国四大发明，今天的5G技术、AI技术等。
科学的技术化并非自古有之，而是19世纪之后的事。在此之前，“科学”和“技术”大体各自发展。“科学”的发展动机并不是“技术应用”，“技术”也并不一定借助“科学”。如果我们把“科技”一体化看成理所当然，就使我们无法理解科学的起源和科学发展的真正动机。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应用”倾向。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关系。中国文化具象、务实，强调“学以致用”，对学术往往抱有明确的功利、实用主义态度，不认为学术、学问、知识有独立不依的价值，读书的价值尽在“黄金屋”、“颜如玉”、“敲门砖”和“进身之阶”。
反映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就是强调科学是一种生产力，是人类为了物质生存的需要而自发从事的一项活动。离开了应用，离开了国计民生，就根本无法理解“科学”是怎么回事。
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全部都是数学概念的推导与延伸，看上去没有丝毫实际用处。而中国人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几乎都在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等，且作者已不可考。
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两名科学家一位是钱学森先生，导弹专家，代表着重要的国防实力；另一位是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专家，代表着粮食有保障。他们的名气，体现的是中国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实用主义理解。
既然认为科学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那么，自然地会认为，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有科学，于是，有非洲的科学、美洲的科学，也有中国古代的科学。这种把各个文明中形形色色与自然打交道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一种“宽宏大量”，是“科学”术语的广义化使用。其结果，一方面助长了并不熟悉“科学”本义的国人虚幻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另一方面使国人一再错失真正的科学精神。
其实，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技术是，但科学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技术传统，但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目前所知，只是古希腊的产物。
古希腊之前，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已存在了两千多年，金属冶炼、文字、城市、高大的神庙和陵墓、精细的手工业、知识分子阶层，都十分发达；在古希腊同时或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更多辉煌灿烂的文明，也积累了各式各样的神圣知识和实用知识。
在希腊文明式微之后，科学的火种也时断时续、奄奄一息。后来正是对希腊文明，包括科学的复兴，称为“文艺复兴”，才产生了现代科学。
爱因斯坦1953年给斯韦策的信中讲：“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紧接着上面的话，爱因斯坦接着说：“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这说明，==“科学”并不是人类文明中的普遍现象，而是极为“偶然”、极为“稀罕”“令人惊奇”的现象==。
==科学本身，是来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就是求实求真。科学本身无国界，和科学家的国籍、年龄、性别、信仰是没有关系的，科学最终达成的东西是普世性的，对于世界上的所有人类都适用，这才是科学根本的地方。
一百多年来，从高举“赛先生”的大旗，再到“科教兴国”，科学已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对科学的真正含义却一知半解。一方面，把科学奉为“真理”，另一方面依然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立场，“师夷长技以制夷”，将其视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由于在“理解”科学本质方面，缺课甚多，原始创新不足、原创乏力、缺乏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也就不足为奇。
# 误解二：科学与宗教对立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科学与宗教是尖锐对立的，认为科学讲究的是怀疑、实证精神，而宗教要求的是纯粹的信仰，不容质疑。然而，这是一个误解。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去芜存菁，不断剔除原始巫术的成分，是一个的理性化的过程。
在很多人眼里，宗教往往同迷信划上了等号。但实际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拥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神学思想之高深，堪称是人类文明中最精致的思想体系。而这些宗教往往反对的就是迷信，诸如作法，算命，跳大神等。
还有很多人认为，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然而，过去300年最有影响力的300名科学家中，只有20多人不信仰上帝。他们普遍认为，上帝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就是宇宙万物。崇拜上帝有两大途径，阅读《圣经》，和探索上帝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的规律。
==科学与宗教是互相滋养的==。无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牛顿的“三大定律”、还是诸如水在正常气压下，100度就烧开，0度就结冰等自然规律，都是上帝所谱写的华丽篇章，他们把上帝归位一切事物的“第一因”。
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基督教是科学的接生婆。”电学之父法拉第就是教堂的神职人员；电报的发明人摩尔斯在人类第一则电报上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牛顿在发现了“三大定律”后说，没有上帝，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历史课上“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事实上，布鲁诺是宗教系统里的异端，他宣称耶稣和摩西都是大巫师，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从古埃及偷来的，只有古埃及的“太阳神”才是真正的主。可见，当时复杂的宗教冲突，才是布鲁诺被架上火刑柱的根本原因。
# 误解三：滥用科学方法论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认为，==科学方法论——“精确控制，完美管理，建立模型，准确预测”，只能作为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参考维度==，如果将其用于指导、规划社会运行，就变成了滥用理性的“唯科学主义”。
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其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唯科学主义者”，是导致20世纪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的根本原因。
如今，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远超20世纪。遗憾的是，人类对科学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滥用，绝不逊色于20世纪初的贪婪与幼稚。
 如：区块链、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随时监控万物的走向，
 于是有人提出，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可以复活“计划经济”，“AI”将颠覆现有社会秩序，实现对全社会精确把控，从而达到“完美状态”；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让人类进化速度提速。
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性复杂多变、人的行为变幻莫测，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千百万人观念的定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纯粹的数学模型永远走不出自娱自乐的泥沼。
2022年，试图通过精确把控，从而达到“完美状态”的一次伟大尝试，所造成的后果，付出的代价，已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