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枪炮、病菌与钢铁》（原书名：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是美国生物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著的一本著名著作，出版于1997年。该书深入探讨了为何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有些文明变得强大而繁荣，而其他文明却衰落沦丧的问题。这本书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荣获了1998年普利策非小说类图书奖。
书名中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代表着作者提出的三大因素，它们被认为是决定了不同人类社会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首先，钢铁代表了==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生产钢铁工具和武器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文明在农业、战争和贸易中具备了优势。贾雷德·戴蒙德认为，一些地区之所以发展出先进的技术，是因为它们有着更多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品种，这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驯化和栽培资源，从而促进了技术和经济的进步。
其次，==病菌（指传染病）在历史上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旧大陆（包括欧亚非大陆）中，由于长期与动物密切接触，人类逐渐形成了抵御病原体的免疫系统。然而，当这些旧大陆的人类与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原住民接触时，传入新病菌导致了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从而削弱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抵御能力。
最后，枪炮象征着==武器的优势==，使得一些地区的文明可以通过征服其他地区来获取资源和人力。欧亚大陆的动物品种多样性和农业的发展为这些地区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进而支持了技术、军事和政治的崛起。
贾雷德·戴蒙德在书中通过对欧亚、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研究，结合考古学和生态学的知识，探讨了为何人类历史上有些地区成为了重要的发展中心，而其他地区却在技术和文明上落后的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地理和环境因素对于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欧亚大陆在地理上是一个东西走向较长的大陆，这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交流更为容易。而美洲和大洋洲由于地理的限制，很多地区形成了相对孤立的社会，缺乏有效的信息和技术传递渠道，因此发展相对较慢。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历史上，欧亚大陆的文明更容易相互影响、交流和竞争。
作者还深入研究了一些文明的衰落和灭亡。他认为一些原本繁荣昌盛的社会之所以最终衰落，是==因为它们没有适应环境和资源的变化，导致了资源耗竭和社会结构崩溃==。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的思考视角。它向我们展示了为何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进入了文明发展的轨道，以及为何某些地区的发展受到了病菌和军事技术的冲击。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对于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性的深刻思考，以及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启示。
总结来说，《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一本融合了地理、历史、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重要著作。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全面研究和深刻思考，贾雷德·戴蒙德成功地阐述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和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观点，为读者提供了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入认识。这本书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成为一本启发性的畅销书，深受全球读者的喜爱。
在继续探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内容时，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作者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案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食物生产的关键性==：贾雷德·戴蒙德认为，食物生产是文明发展的基石。某些地区之所以拥有较多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品种，导致了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从而使其拥有了技术和人口的优势。相比之下，缺乏适合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品种的地区，如美洲和大洋洲，就无法支持大规模农业，因此文明发展相对滞后。
==传染病的传播和影响==：书中深入探讨了病菌（传染病）对于文明兴衰的影响。在欧亚大陆，人类与家养动物长期接触，逐渐形成了免疫系统，因此当欧亚大陆的探险家、征服者与新大陆的原住民接触时，带入的传染病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削弱了原住民社会的抵抗能力和文明发展。
==地理的作用==：书中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例如，欧亚大陆的长东西向形状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交流，有利于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而美洲和大洋洲的地理限制导致了相对孤立的社会发展。
==文明的崩溃==：作者还研究了一些历史文明的崩溃。他认为，一些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它们没有适应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过度开发资源导致了耗竭，或者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了内部动荡和分裂。
==现代社会的启示==：《枪炮、病菌与钢铁》提供了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例如，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变得更为紧密。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地理和环境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以避免历史上一些社会遭受的灾难。
此外，书中也探讨了==社会演化和科技进步的复杂性==。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让读者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本书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学者指出，贾雷德·戴蒙德在解释历史差异时可能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和领导力的作用。此外，有人认为，贾雷德·戴蒙德的一些观点过于简化了复杂的历史过程。
总的来说，《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著作，通过对地理、历史、生态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地区会比其他地区更早进入文明发展的轨道，以及为什么有些地区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这本书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也向普通读者展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方面复杂性。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启示。
# 致命礼物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一本通过枪炮、病菌和钢铁三要素来讲述人类社会的命运史。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于1997年首次出版，开创了从环境角度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先河，并因其新颖的观点广为传阅。据说尤瓦尔•赫拉利看到这本书后才想要写《人类简史》。  
该书于1998年获得普利策奖以及英国科普书奖。国家地理学会根据本书拍摄的同名纪录片于2005年7月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本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认为，远古时候，各大陆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
中国、中美洲、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
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部地区，粮食生产从这些最早的中心向外传播的速度各不相同，这与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其他特点——如各大陆不同的面积、位置、甚至形状有很大关系。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极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
正是这样的一些社会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冒险，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向新的家园扩张。人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对非欧洲民族的征服。开始时，这些欧洲人只是想通过航海去寻找贵金属和香料，结果却常常导致对土著人土地的入侵，并通过屠杀和带来的疾病大批消灭了土著居民。
在欧洲人的征服史中，生理学专业出身的戴蒙德教授，发现了比枪炮与钢铁更强大的武器——病菌，在书中他试图从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角度，为我们揭开一个另类的文明史。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书名就源于西班牙征服美洲的直接促成因素：不是西班牙人的优越血统，而是史前的欧洲农业发展。有了充足的食物，才有逐渐密集的人口，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等级制、中央政府、固定概率下出现的杰出领袖，以及进一步的社会发展。
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探讨了农业发展导致病菌、文化、技术和集中统一的政府出现的原因。在第11章《牲畜的致命礼物》中，作者提出“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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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农业的远古起源要追溯到东南亚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是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包括累范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新月沃土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自然而然促成了人们对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驯养。由于亚欧大陆东西接壤，气候相似，耕种季节也前后衔接，于是欧洲的农业发展远远领先位于新月沃土南侧的、撒哈拉沙漠另一面的美非大陆。
欧洲长期的农业文明历史，与家畜接触的传统，还有一次次瘟疫的洗礼，使得欧洲人对源于动物家畜的寄生细菌产生了抗性与适应性，而此刻美洲新大陆的农业发展缓慢，也没有多少致命病菌，人们的免疫力自然较低。当旧大陆准备妥当，殖民者带着枪炮和病菌来到新大陆，开始了战争和统治。
欧洲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屠杀、剥削和瘟疫……
戴蒙德指出来自欧洲旧大陆的病菌对美洲新大陆居民的毁灭性影响是促成殖民史实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元1000年，美洲新大陆上生活着至少2亿名印第安人，数量是同时期中国人的两倍，比全欧洲的人口还多。仅仅500年后，印第安人的数量下降了90%以上，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悲剧。戴蒙德说“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
致命病菌改写人类历史的例子，还有1519年600个西班牙人登陆数千万人口的南美洲，因为西班牙人随身携带的天花病毒，导致阿兹特克帝国一半人口死于瘟疫，连新登基的皇帝也未能幸免。到一百年后的1618年，墨西哥两千万左右人口锐减到160万左右。
这些杀人于无形的病菌与人类驯服的动物都有密切关系：麻疹、肺结核、天花来自牛，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狗，疟疾来自禽鸟。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养殖牲畜和家禽的种类越多，规模越大，就越可能感染流行病，并产生相应的抗体。
狗、羊、猪、牛、马、骆驼、鸡、鸭等牲畜和家禽全都是在亚欧大陆上被首先饲养的，非洲人最先饲养了驴、猫和珍珠鸡，美洲人最先饲养了羊驼、火鸡和豚鼠。其结果是，亚欧大陆的居民体内抗体最多，免疫力最强，非洲人次之，美洲人体内抗体最少，免疫力最差。印第安人缺乏牲畜，还使得他们在运输和军事方面缺乏竞争力。所以那时美洲都没有车辆，使其经济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落后必然挨打。
彼得·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1562年
作者戴蒙德说：“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衍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几次大瘟疫，改变了西方文明史。
作者戴蒙德在第11章《牲畜的致命礼物》结尾说：“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说对人类致命的病菌源于农牧业发展，城市的出现则给病菌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可以为病菌繁殖传播带来更多便利条件。
==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为历史上很多次传染疫情的大泛滥创造了绝佳的传播途径。==比如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天花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公元1346年，所谓黑死病的鼠疫全力打击欧洲，杀掉了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
今天的交通工具使得甚至最长的洲际飞行都比人类任何传染病的持续时间要短暂。全球化正在把地球变成另一座熔炉——病菌的熔炉，而这些病菌我们原先认为不过是在遥远的国度引起一些古怪的疾病而未曾予以理会。
本书一出版就曾力荐的比尔·盖茨2015年在Ebola（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做的TED演讲中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部分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是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男二号乌尔比诺医生毕生致力于城市公共卫生的建设。
防疫系统是国家的事情，而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除了政府也需要每一个个体的付出。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不随地吐痰、不肆无忌惮打喷嚏，眼下疫情期间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更理解那些医学专家对民众苦口婆心的忠告是有道理的，讲卫生，勤洗手，少出门就是为社会做贡献。
戴蒙德对人类抵御病菌入侵的描述和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很一致，指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抵御外界病菌入侵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携带病毒但不发病，或者发病后很快痊愈。
我们把人体免疫系统行动起来后出现的喉咙发炎和发烧看作生病的症状，实际上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启动的预警和预防机制。“有些病菌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先烤死。”另外我们的白血细胞和其他细胞也会积极地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病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
我们可以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身免疫，这就是疫苗的原理。疫苗就是给我们接种已死的或者变弱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正的去生病。
这两天的抗疫新闻我们已经看到开始用康复者特异血浆治疗危重病人见效的消息了。所以日常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可能还将持续很长时间的隔离中，保持自我冷静和深度阅读，是构筑我们内心防线的基石。
# 选择还是被选择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这一观点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怎么产生的，动植物们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而《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是地球上不同大陆的人类发展上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在人类社会的跑道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些民族遥遥领先，而另外一些民族却裹足不前？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作为演化生物学家，从史前人类到现代社会，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到新几内亚的高原，凡人类栖居之地域，凡人类生活之历史，无不在其纵横古今的视野内，对11000年以来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后，基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不同的社会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生物的差异。
简单来说，==被地理环境左右的粮食的盈缺决定了不同族群的命运。==
没人能选择出生的环境，如果一万年前，澳洲的土著和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还可能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两者的身份、地位都会完全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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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教授的历史形成模式图
## 地理环境的第一次选择——驯化
人类的起跑线从驯化野生动植物开始。
对野生动植物而言，适合被人类作为家禽、家畜或农作物进行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是有限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被人类养殖或栽培的动植物早在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就已为人类所驯化，而从那以后未再有新的野生动植物品种被驯化。然而，各个人类族群所处环境中拥有的可驯化动植物品种却多寡不均，如欧亚大陆上生存的可驯化动植物品种较为丰富，而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上可驯化动植物品种则屈指可数。
驯化动植物的多寡直接决定了食物的多寡，进而决定了人口的数量，而更多的人口则不仅意味着在冲突或战争中拥有军事上的优势，更意味着社会内部可以有分工，从而可以形成经济、政治和科技上的优势。
从驯化这一步，大部分地区就开始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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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环境的第二次选择——传播
这里的传播是指伴随着人群的迁徙，原先由一个族群所驯化的动植物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被传播到更多的族群。
考察这一因素的最主要标准是大陆主轴线的走向，主轴线是东西走向的大陆（如欧亚大陆），其各地的纬度差异不大，因而各地的气候、土壤和植被也大同小异，这有利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而早期的技术是和生产劳动息息相关的，因此，生活在主轴线是东西走向的大陆上的人类族群可以更快地得到这个大陆上其他族群所拥有的作物、牲畜和技术，而不用再耗费时间独立地去进行驯化或发明。在这一点上，欧亚大陆又一次对主轴线是南北走向的非洲和美洲显示出天然的巨大优势。
东西轴线的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拥有最广阔的温带陆地，产生了新月沃地和中国两个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作物和家畜迅速向外扩散。由于最早开始了动植物的驯化，并且迅速传播开来，在这片广袤大陆上，产生了数量最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他们之间的竞争与交往，让技术、文化、制度不断融合进步。而这背后，地理和气候条件起着决定作用。
古埃及农业
对比鲜明的是，南北轴线的非洲和美洲大陆，跨越更大的纬度，地形复杂，导致作物传播极其缓慢。新月沃地的作物和家畜很快就到达北非，公元前6000年，埃及就开始了粮食生产，这里也随后出现了灿烂的文明。但是撒哈拉沙漠阻止了其进一步往南传播，直到公元200年后，牛羊才到达南非。中美洲的墨西哥高原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高原仅相距1200英里，但中间却横隔了中美洲炎热的低地。墨西哥驯养的火鸡、美国东部驯养的向日葵，在向南传播的过程中被热带气候阻隔，导致几千年之后美国西南部仍未出现玉米。安第斯山脉驯养的哺乳动物在哥伦布以前，也从未到达中美洲。动植物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技术文化了。
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而地理决定了交流的难易程度。由于粮食生产起步晚，传播困难，在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生活的稠密人口族群相对孤立，而且发展缓慢。
这些自然环境的因素可以说是决定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文明走向昌盛抑或衰亡的必然性因素。正是这些环境因素使得欧洲人积累起了对非洲各民族、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的压倒性优势，从而在这些民族所在的土地上开始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 选择还是被选择——人类社会的命运
人类的命运总是被选择吗？历史上其实不乏某一族群主动抛弃重要技术或者所谓“先进”生产方式的例子。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莫里奥里人主动放弃了农业生产方式，回归到狩猎采集社会。公元前1000年，波利尼西亚的农民到达新西兰。不久这些人中又有一批移居查塔姆群岛，变成了莫里奥里人。来自农业文明的移民，因为热带作物不可能在寒冷的查塔姆群岛生存，不得已回到了狩猎采集社会。由于查塔姆群岛小且偏远，只够养活2000人左右的狩猎采集族群，于是这些人放弃了战争，通过阉割男婴来控制人口，他们的技术和武器都极其简陋，也没有发展出复杂的组织。
莫里奥里人的生活方式是退化了么？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农业代表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飞跃。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的同时，社会的维持和发展也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人类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与其将文明强行分出优劣，不如将狩猎采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看作是相互竞争、可供选择的生存手段。
生产方式的选择是人们在关于时间和劳力分配的不同选择累计的结果劳力，莫里奥里人也是基于当时外部环境做出了相对理性的选择罢了。每一个族群都在自身生存环境的基础上，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最终的命运却千差万别。这样看来，人类社会的选择似乎也是被选择的。
## 引人深思的地理决定论
戴蒙德是把地理条件作为左右人类社会命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历史，打破了那些所谓“人种”角度解释历史的偏见。戴蒙德在本书以及他的演讲中多次明确表明他的观点，造成不同民族发展的路径和程度不同的是环境原因，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差异。
从地理角度来诠释历史，并非戴蒙德首创。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这种理论后来被概括为“地理决定论”。《枪炮、病菌与钢铁》问世时，这个理论也跟着火了一把，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本书当作有力的论证。
但戴蒙德本人，却并非“地理决定论”的支持者，他强调，地理因素导致了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差异，但并不能说地理因素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的发展，要复杂得多，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种因素。而地理决定论是从已然的事实出发来倒推，从地理和环境的角度来寻找一个必然性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一种后见之明，起不到历史研究的前瞻性结果，这也是这种理论的局限性。
他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深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在书中高度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如果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今天可能全部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就像100万年前我们祖先所做的那样”。
# 世界为何发展成这样
前言
巴菲特曾说过“投胎彩票”：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安哥拉而不是芬兰，那么他面临死亡的可能性就会高出75 倍。
2019年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卫者报告》用数据告诉世界：如果宏观来看这个世界的真实数据，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最大决定因素，其实是你“出生在哪儿”以及“你的性别”。
在报告的开篇，盖茨夫妇就直言不讳：
我们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父母都是境况良好的白人，他们生活在蓬勃发展的社区，把我们送进了一流的学校。种种这些因素让我们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还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这些分界线的另一边。对于其中的几亿人来说，他们的人生注定充满艰辛。
这是现在客观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尝试给我们答案。
## 耶利的问题
1972年，作者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的演化，在那里与一个叫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偶遇，耶利当时正在为新几内亚自治做准备。他问了作者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这是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切中要害的问题。在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类似的差异同样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区别了开来。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具有人们可能认为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
虽然耶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它可以推而广之，联系到现代世界上更大规模的一系列悬殊差异。来自欧亚大陆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着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已经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在后面。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大批杀害、征服，有时甚至被斩尽杀绝。
除了各民族之间由于过去的冲突而引发的当前这些政治和经济反响外，当前还存在着语言方面的反响——尤其是现代世界上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语言即将消亡，而由英语、汉语、俄语和近几个世纪以来使用人数大大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耶利问题中所暗含的不同历史轨迹造成的。
虽然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揭示了被地理环境左右的粮食盈缺导致了不同族群的发展差异，但是地理环境并非决定当今世界差异的唯一因素。
## 社会制度、技术和文化
人类在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演化为人口密集的定居社会，粮食盈余促使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专业、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们慢慢从花大量时间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挣脱出来，可以开始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或者有更多收益的事情，对于每一方面的钻研也越来越深刻。大多数技术、科学和艺术都是这一转折变化的衍生品，而一个吃不饱饭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屈原或者达芬奇的。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开始有系统地发展，国家逐渐形成，以文字为代表的文明传承也正式启动。复杂的社会制度也由此产生。
作者认为，从悠久农业史中发展获得复杂社会制度的国家，会享有更高的个人平均收入和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结论，让我们不禁想把“耶利的问题”换做中国人的版本：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华帝国却在最近几百年让位与西方？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中国人？因为从本书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观点来说，中国的落后是令人诧异的。
中国拥有着远较新月沃地更加稳定持久的资源环境，在近几百年以前的历史中有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长串各种发明以及世界之最，如果仅是按部就班安安稳稳地发展，这个一直在世界占有强硬一席之地的农业和人口大国，也应当不落于任何人后才是。
书中分析，优越的自然环境因素以及中国内部地理上的相对四通八达使得中国在初始获得有利条件，但是随着地理的统一在政治上表现为经常性的稳定，进而带来内部的集权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漠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言可以兴邦，亦可亡国。最具体的例证就是郑和的西洋探索，在皇帝的一个决定下就被停止，而哥伦布在分裂的欧洲即使连续碰壁4次，还可以第五次说服不同的国王来支持他的冒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帝王一个偶然而不可逆转的决定就让本来在航海处于上风的中国走向后退与封闭。
即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从某种象征角度来说，枪炮可以看作技术，钢铁则代表着资源，病菌可以视为传播的隐喻。有了资源，必须利用技术才可以使用，而有了前两者之后如果没有传播，任何优势都可以走向停滞甚至反面。
纵观人类历史，各地区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某个地区的环境对于该地区的支持也同时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东新月沃地地区，在古代的时候，两河流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得人类定居社会较早在那里萌芽并发展，而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环境被一次次破坏难以持续。而后到了现代，由于生物能源的重要性，该地区的富饶和土地环境的贫瘠形成在古代无法想象的强烈对比。
当人类科技大踏步迈向智能时代，不知道又会有什么资源跃入人们的眼帘，又有哪个幸运儿能因此搭上下一班顺风车。
作者认为从环境、技术到制度、文化，也还不足以解释变化万千的人类历史发展模式，因为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情况就是这么复杂。
现代，全球大移民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人们不再拘泥于一隅之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更符合自己理想的居住地。飞机和互联网使得原先不可跨越的交通障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完全可以接受。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状态的持续融合，
	是否会发展出国家之上新一级更完善的政治体系（超级联合国）？
	我们能否看到高致病性的病菌被人类完全控制并驯服？
	起源于数百万年前的人类社会，以及各个文明之间因环境差异而导致的不同发展，又会在今后演化成如何的形态？